一、黨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綱領的制定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進行全面改革的綱領，由此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把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大會通過胡耀邦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制定了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奮斗綱領，確定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會提出，從1981年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為實現這個目標，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為實現這一部署，大會規定，把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戰略重點，并要抓緊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大會把二十世紀末的奮斗目標由原來的全面實現現代化改為達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國經濟落后和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的。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之后，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它從戰略指導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急于求成問題。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因此，在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些任務的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標志著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針對黨的隊伍中實際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大會還決定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進一步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大會還根據新黨章，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過渡性機構，以發揮許多從第一線退下來的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陳云為第一書記。
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由彭真主持修改的憲法，對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作了較大修改，重新闡明了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和內外基本政策。新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李先念為國家主席，彭真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二大以后，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終于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農作物大面積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檔消費品開始進入普通農民家庭。在家庭聯產承包制普遍實行的基礎上，1983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廢除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到1985年春，各地農村這項工作全部結束。隨著農村經濟開始朝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大批剩余勞動力逐漸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從事工業和加工業，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鎮隨之出現。到198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偉大創造和改革實踐，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開辟了一條新路。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對外開放的擴大，使人們進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顯得更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闡明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基本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圍繞這一基本任務，《決定》要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干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是進行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權限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到1987年，在生產領域中，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改革前的120種減少到60種；流通領域中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從改革前的188種減少到23種。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劃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國營企業改變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到1987年，全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企業內部，也進行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增強了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
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貫徹執行，比較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有了很大改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繼續加強；集體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家的扶持和引導下，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等各行業從業人員由15萬增加到569萬。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為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業起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深入。從1985年起，國家決定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農產品實行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余多數農副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計劃。這就形成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并行的“雙軌制”，改變了實行三十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促使傳統農業進一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科學技術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5月又作出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為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明確了任務和方向。全面改革的開展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高技術的建議(后稱“八六三計劃”)。鄧小平等領導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發展高技術的“八六三計劃”，我國的科技事業得到極大推動。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億次的“銀河”計算機系統、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實驗室、運載火箭發射衛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教育事業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發展。根據鄧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改革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為此，教育事業經費逐年提高，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國開始有計劃地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在青壯年中基本掃除文盲，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發展，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出來。
根據黨的十二大的決定，從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進行了全面整黨。經過這次整黨，初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狀況，同時也積累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經驗，推動了新時期黨的建設。
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新形勢，鄧小平一再提醒全黨: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越是改革開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增選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防止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并強調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于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強調要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根據鄧小平一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的決議，全黨在努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逐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進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在執行“兩個文明一起抓”方針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一貫的情況。胡耀邦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但未能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予應有的重視。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批評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誤。會議批準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了這項決定。
全面改革和黨的領導的加強，推動了經濟建設。1985年底，“六五”計劃全面和超額完成。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從4470億元增加到856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0%，超過原計劃每年增長4—5%的速度；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從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過1953—1980年二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趨于協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長期感到困擾的一些經濟問題得到較好解決，為“七五”計劃的順利實施，為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奮斗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對外關系的調整
在全面推進城鄉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區向內地滾動的格局。根據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進行調整，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個經濟特區創建后，經受各種考驗，取得顯著成就，為進一步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和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先后題詞肯定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和特區建設的成就。他提出:特區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特區建設的指導思想。這年5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批準海南建省并成為經濟特區。這些地區為外商投資者提供優惠，充分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本地的優勢，興辦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擴大對外貿易，加速經濟發展。這樣，沿海地區形成了包括約二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并進而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經濟特區。截至1989年底，五個經濟特區實際利用外資41億美元，占全國1/4以上；外貿出口達38.5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近1/10；工業總產值接近300億元，是中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經過艱苦創業，逐步發展壯大，工業產值從1986年的3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42億元。天津、大連等幾個較大工業城市的新增工業產值，幾乎一半是由開發區創造的。
開放地域的擴大為進一步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1988年1月，鄧小平提出: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要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隨后，國務院開始實施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即利用沿海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較好的優勢，以“來料加工”等形式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以及勞動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把加工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這個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我國引進外資的規模迅速擴大，水平不斷提高，為改革開放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加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進出口總額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顯提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加發展壯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爭取一個有利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越來越成為全黨的共識。基于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判斷，對外交方針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新的科學判斷，改變了過去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一步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科學依據。進入八十年代后，鄧小平反復說明，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強調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
根據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實行了戰略性轉變，在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現國防建設現代化。1985年6月，中國政府宣布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用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在裁軍百萬的同時，人民解放軍的體制改革和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對外政策和策略上，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而采取的“一條線”戰略，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于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堅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邊，誰推行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發動戰爭就反對誰。不屈從于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一切國家的正常關系，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不同為借口，對別國的主權和內政進行干涉。按照這樣的方針，中國在堅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同時，開展積極的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廣泛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增進對外交流與合作，改善和發展了同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黨中央還總結過去處理同外國黨關系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不計較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恢復和發展了同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政黨或組織的關系。
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中國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一心一意地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事務中處于更加主動的地位，有效地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
三、黨的十三大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基本路線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黨對于中國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刻，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更加明確。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明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國4600多萬黨員。大會批準了趙紫陽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修正了黨章的部分條文，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是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這個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貢獻。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設想，大會確定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大會對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大會還提出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
黨的十三大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強調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后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大會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并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方面，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作了歸納，從而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萬里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從中央領導崗位的第一線退了下來，但是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創立者，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發揮著指導作用。
四、經濟上的治理整頓和經受國內外政治風波的考驗
十三大后，黨領導全國人民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努力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1984年到1988年，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從7171億元增加到14928億元；國家財政收入從1642.86億元增加到2357.24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3376.4億元增加到7440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535.5億美元增加到1027.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從27.05億美元增加到102.26億美元。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整個國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在加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主要是物價波動較大，通貨膨脹加劇，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發展過熱。1984年到1988年國民收入只增長70%，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200%，投資和消費的增長與國民收入增長的比例嚴重失調。1988年夏季，在經濟秩序特別是流通秩序的混亂狀況沒有得到扭轉的情況下，中央宣布放開大部分商品價格，實行價格改革“闖關”。但這一決策未能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群眾的承受能力，結果誘發全國性搶購風潮，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為扭轉嚴峻的經濟形勢，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創造理順價格的條件，更好地推進改革和建設。根據這一決定，國務院相繼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頓的措施，壓縮投資和消費需求，加強對物價的調控和管理，整頓經濟生活特別是流通領域中的各種混亂現象。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取得初步效果，一度過旺的社會需求開始得到控制，過高的工業生產速度有所回落。
正當治理整頓工作需要進一步推進，以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時，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進程卻受到嚴重干擾。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八十年代末，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出現動蕩。西方敵對勢力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通過多種渠道對中國施加影響，使國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時間里，黨內少數領導同志在推進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缺乏一貫性，忽視黨的自身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數干部中滋生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濫。1989年春夏，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特別是對一些干部中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進行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他們借群眾悼念胡耀邦逝世這件事，大肆散布謠言，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并在北京地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據天安門廣場，沖擊黨政首腦要害部門，制造反革命暴亂。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并采取果斷措施，在6月4日一舉平息反革命暴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并發表講話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了的。他要求全黨，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對的要繼續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他以斬釘截鐵的語言闡明了當時必須作出明確回答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沒有錯；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鑒于趙紫陽在制止動亂的關鍵時刻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由于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失，全會決定撤銷他所擔任的黨內一切領導職務，并對中央領導機構部分成員進行調整。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江澤民在會上表示:這次中央領導核心雖然作了一些人事調整，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通過這次全會，黨中央明確宣告，黨的基本路線和十三大的決策，絕不會因為發生這場政治風波而動搖，從而使黨在驚濤駭浪中堅持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航向。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和全會以后，鄧小平多次鄭重提出:現在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這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志。他強調:中國的問題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過問。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新的領導要一切負起責任，放手工作。“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兩個月后，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批準鄧小平的這一請求，同時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會認為，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愿，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全會對他身體力行地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順利交替，保證了黨的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國家的穩定，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能夠繼續前進。這是黨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組織上堅強有力的明證。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后，黨中央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這一階段治理整頓大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以啟動市場，爭取經濟適度發展為側重點。第二步是將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上來。根據這一部署，國務院從1990年底開始，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業提高效益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措施。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決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東的開發。1990年4月，上海浦東開始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的開發開放迅速啟動，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東地區奇跡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樓大廈和其他現代化設施，成為國際化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五年內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個上海，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和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標志。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面有所緩解，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得到整頓，經濟秩序有所好轉。農業生產連續兩年豐收，扭轉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業生產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恢復到正常年份的增長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達119.77億美元，比1989年增長一倍多。外貿實現順差。這樣，治理整頓工作以取得顯著成效而基本結束。
在對外關系上，中國成功地挫敗了國際反華勢力企圖扭轉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的圖謀。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多方施加壓力。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處于低潮。舊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中國面臨著極大壓力和考驗。對于這一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及時作出透徹分析，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方針。他特別強調，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國際輿論壓我們，要泰然處之，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在上述方針指導下，中國在國際上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不斷開拓對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積極發展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進一步發展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好合作，實現了中蘇關系向中俄關系的順利過渡，并同原蘇聯各共和國和東歐國家建立或發展了正常關系。從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國家開始逐步改善同我國的關系。這年7月，日本政府恢復對華貸款。隨后，西歐國家恢復對華政府貸款、經濟合作與科技交流等。10月，歐洲共同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制裁”。中美關系也逐步得到改善，兩國外長進行了互訪，并就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問題達成協議。到1992年，中國已同15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這樣，西方國家的“制裁”終于破產。它們沒有達到使中國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國贏得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
在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推動下，到1990年底，“七五”計劃勝利完成。當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7400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4300億元，均超過計劃規定的指標。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小康社會過渡。這意味著，十三大確定的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已經提前實現。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年規劃，并提出了“八五”計劃的建議。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受住嚴峻考驗后，更加扎扎實實地向前邁進。
